晚年的辉煌,孤军奋斗

2019-11-08 18:19 来源:未知

  战争结束了,世界恢复平静。

  人们钦佩玛丽,她在有一个有天才的人支援她的时候,既能够料理家务,又能够完成她所担负的伟大的科学工作。但是人们以为她不可能过更艰苦的生活,也不可能做出更大的努力。

  玛丽怀着信心在远处注意着组织和平的人们在工作。

  可是,“居孀的居里夫人” 所担负的责任,会把一个健壮、幸福而且勇敢的男子吓倒。

  战胜国的学者与战败国的学者恢复了交往。玛丽表示她诚恳地愿意忘掉最近的战争,但是同时她也不肯采取她的某些同事所抱的那种友好和热情的态度。

  她必须抚养两个孩子,供给她们和她自己的生活费用,并且出色地承担一个教授职务。她失去了比埃尔·居里杰出的精神财富,然而她必须把她与这个伴侣一同从事的研究继续下去。他的助手和学生得由她来指示和教导,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使命:创立一个对得起比埃尔的实验室,使青年研究者能在里面发展放射学这种新科学,这是比埃尔未能实现的梦想。

  在接待一个德国物理学家之前, 她往往先问明白 :“他在九·三宣言上签过名没有?”若是签过名,她就只简单地对他表示客气;若是没有,她就比较友好些,随便与她的同行谈科学,好象没有发生过战事一样。这种只有短暂意义的态度,可以证明玛丽对于知识分子在变乱期间的责任有极为崇高的观念。她并不认为伟大的人物能够在战争期间置身事外:四年期间,她忠诚地为法国服务,并且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是她认为有些行动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参与的。居里夫人责备莱茵河彼岸在宣言上签字的作家和学者,她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坚定地保卫文化和思想自由,就是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玛丽操心的第一件事,是要让她的女儿们和她的公公能过上健康的生活。她在梭镇舍曼得费尔路租了一所不甚雅致的住房,但是附有一座可爱的花园,使这所住房也显得美丽了。居里大夫在这里独自住在一侧分开的屋子里。伊雷娜得到一块地,随她自由栽种,她觉得快乐极了。艾芙由保姆照看着,在草地上的草丛里打她喜欢的龟,并且在窄径里追黑猫或虎斑猫。

  玛丽虽然参加了这次大战,但是并没有成为好战分子,也没有成为宗派主义者。1919年,她仍然是个纯粹的学者。

  居里夫人为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是额外的疲劳:由住处到实验室须坐半小时火车。每天早晨,人们都看见她迈着急促的优美步伐到车站去,像是误了什么必须赶上,像是不知疲倦地在竞赛。这个身穿重孝的妇人永远搭那趟气味不好的列车,永远走进那个二等房间,她的身影不久就为这条路线上的旅客所熟悉。

  她一直慈祥地照料着两个亲生的但大不相同的女儿,对她们从不偏爱。在任何生活环境中,她都是伊雷娜和艾芙的保护者和热心的同盟者。后来,伊雷娜自己有了孩子,玛丽对于这两代人,也是一样地照料,一样地关心。

  她很少有工夫回梭镇吃午饭,所以又常到拉丁区那些小饭馆去,这是她从前和现在一样独自去的地方;所不同的,只是她那时候年轻,充满了不自觉的希望。

  居里夫人不知是因为健康好了起来,还是因为老年人的泰然心情已经开始,她变得安祥多了。像一把虎头钳一样紧紧地卡住她的悲哀和疾病,已经放松,时光冲淡了旧日的苦恼1920年5月的一个早晨,一位女士被引进了镭研究院的很小的会客室。她名叫威廉·布朗·麦隆内夫人,在纽约主办一种大型杂志。

  或者,她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着,慢慢咀嚼一个面包和一个果子。

  这次约会,她等了好多年了。麦隆内夫人和许多别的人一样颇为玛丽·居里的生活和工作倾倒;而这个美国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大记者,她极力设法去接近她所崇拜的人。

  晚上她常常很晚才乘火车回家,家里已经亮了灯。

  麦隆内夫人参观过合众国各资力雄厚的实验室,知道里面的情形,其中爱迪生先生的实验室简直像一座宫殿。看过那种壮丽建筑之后,再看镭研究院,就觉得它简陋了。这所房子虽然是新的而且也还合用,但是它是照着法国大学建筑的朴实规模造成的。麦隆内夫人也知道在匹兹堡有一些工厂大批炼制镭,她看见过它们发出来的浓烟,以及一长列一长列装载贵重的钒钾铀矿石的车皮她到了巴黎,在一间家具很不完备的办公室里,与发现镭的夫人密谈,她问 :“你最愿意要什么东西?”

  在冬天,她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去看看前厅里的火炉,自己添煤捅火。她深信世上只有她最会生火,而她也确实知道如何先放纸和劈柴,上面再加上无烟煤或劈柴,像艺术家或化学家一样地安排一切。等那个火炉冒起了火焰,玛丽觉得满意了,就躺在沙发上休息;辛苦了一天,这时候她才喘过气来。

  居里夫人柔和地回答 :“我需要一克镭,以便继续我的研究,但是我买不起。镭的价格太贵了。”

  她把悲痛深深藏在心里不使人看见,从来不在别人面前哭泣,不肯人怜悯或安慰,从来不对别人发出绝望的呼声,不告诉人在夜里折磨她的噩梦。但是她的近亲都忧虑地注意着她那总是无目标地向空注视着的目光,注意着她那筋络开始痉挛的手。她那感觉过敏的手指,因为许多次被镭灼伤,刺激过深,止不住总是相互摩擦着。

  麦隆内夫人想出了一个计划,她要她的同胞赠送一克镭给居里夫人。回到纽约之后,她想找10个有钱的妇女,10个女百万富翁,劝她们每人出一万元,凑起来买这件礼物。没有成功,她只找到三个学术保护人肯如此慷慨。她后来想 :“为什么只要十个有钱的妇女呢?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全美妇女捐款运动?”

  在这几年的悲哀时期中,有两个人帮助玛丽:一个是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妻妹玛丽亚·卡米安斯卡,她是一个娇美而且温柔的妇人,经布罗妮雅请求,她应允在居里家里当家庭女教师和管家。她在这里使玛丽觉得与波兰靠近些,这是远离祖国的境况所难以得到的。后来卡米安斯卡女士因身体不好,不得不回华沙,后来是一些别的波兰保姆,不如她可靠,也不如她可爱,代替她照料伊雷娜和艾芙。

  在美国,没有办不到的事。麦隆内夫人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其中最积极的委员有威廉·佛·穆狄夫人、罗伯特·米德夫人、尼古拉斯·布瑞狄夫人、罗伯特·阿俾大夫和弗兰西斯·卡特·伍德大夫,准备在新大陆的每一个城市中发起筹募活动。在她拜访居里夫人之后不到一年,她就给居里夫人写信说 :“款已凑足,镭是你的了!”

  玛丽的另外一个最可贵的同盟,乃是居里大夫。

  这些美国妇女慷慨地援助玛丽·居里。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她们亲切、友好地问她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我们愿意认识你。”

  比埃尔之死对他简直是一场大灾难,但是这个老人能从他那严格的理性主义中汲取某种勇气;这是玛丽作不到的。他轻视那些无益的悔恨,轻视对于坟墓的崇拜。比埃尔下葬之后,他从来不到墓地去。既然比埃尔已经完全消灭了,他不让比埃尔的幽灵来折磨自己。

  玛丽犹豫不决。她永远怕见人群,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喜欢公开宣传的国家,到那里去拜访是要遇到许多排场和折磨的,她想到这里觉得畏惧。

  这位老人在1910年2月25日去世。梭镇的墓地在冬季很冷,而且很荒凉,玛丽在那里要掘墓穴的人作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工作:她要他们把比埃尔·居里的棺木由穴中移出,把居里大夫的棺木放在底下,再把比埃尔的棺木放下去。在比埃尔的棺木上面留了一个空地方,预备将来葬她自己,因为她愿意与她的丈夫同穴,死后永不分离;她在她的生圹前看了好久,毫无惧色。

  麦隆内夫人坚持要她去,把她的异议逐一扫除。

  居里夫人是教授、研究者和实验室领导人,以同样出奇的强度工作着。她继续在赛福尔教书。她在索尔本被聘为“实任教授”教放射学,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教这种科目的人。虽然她觉得法国中等教育有缺点,可是她对于高等教育深为钦佩,希望能赶上从前曾使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无限惊奇的教师们不久玛丽就着手编她的讲义,在1910年出版一本杰出的《放射学专论》, 共971页,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从那时以来所得到的关于放射性方面的知识,竟要这样一本巨著才能勉强包罗!

  居里夫人感动了。她抑制住自己的一些顾虑,在54岁的年纪进行平生第一次重大的正式旅行,承担了这次旅行的种种义务。

  这本著作前面放的不是著者的像;玛丽在内封的前一页放了一张她丈夫的相片。在两年以前的1908年,另一本600页的书里也放了这张相片,那本书叫作《比埃尔·居里的著作》, 是玛丽整理修订后出版的。

  居里夫人力求隐退,这种努力在法国部分地得到成功。玛丽已经使她的同胞,甚至使接近她的人相信,大学者并非要人。自从她到纽约,这层帘幕揭开了,真相出现了。伊雷娜和艾芙突然发觉,一向与她们住在一起的这个自求隐退的妇人,在世人的眼中代表着什么。

  这个孀妇给那本书写了一篇序,追述比埃尔的一生,很克制地悼惜他那不幸的死。

  美国人在和居里夫人相识之前,已经对她有一种真诚的崇拜,把她列为当代第一流人物。现在她到了这里,和他们在一起,成千成万的人都对这个“疲倦客人的简朴魅力”着了迷,都对这个“羞怯的纤弱妇人”、这个“装束朴素的学者”一见倾倒麦隆内夫人的房子里摆满了鲜花——有个园艺师因为镭治好了他的癌肿,花了两个月功夫亲自培植极美丽的玫瑰花,使它们发芽和开花,以便送给玛丽。

  居里夫人的学生人数与日俱增。美国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在1907年赠给玛丽一些奖学年金,使她在居维埃路可以接受一些新生。他们参加到大学雇用的助手和一些自愿来此工作的人中来。其中有一个天赋极好、身材很高的男孩莫里斯·居里,他是雅克·居里的儿子,在这个实验室里开始他的科学生涯,玛丽为侄子的成功感到骄傲,她始终像母亲一样仁慈地对待他。

  就在这所房子里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旅行日程。

  老合作者、可靠的朋友、出类拔萃的学者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照应这十来个人一组的研究人员。

  美国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专科学院,所有的综合大学,都邀请居里夫人去访问;成打的奖章、名誉头衔、名誉博士学位,都在等着她麦隆内夫人问 :“你当然带了大学教授的长袍吧?

  玛丽有一个新研究计划。虽然她的健康日见衰退,她仍把计划完成得很好。她提炼了几公厘氯化镭并且第二次确定了这种物质的分子量。然后她着手离析金属镭。直到那时,她每次制备的“纯”镭,是镭盐这种镭的唯一固定状态。玛丽·居里与安德烈·德比尔纳合作,离析金属镭成功;它能耐受大气因素的作用而不变质。这种操作,是科学中已知的最精细的一种,历史上只作过一次。

  在这些仪式中,这种衣服是必不可少的!“

  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研究钋射线。后来玛丽单独工作,发现一种方法,能用镭射气定镭的份量。

  玛丽的天真微笑引起了普遍的惊讶。玛丽没有带来大学教授的长袍,最妙的理由是她从来没有这种衣服。索尔本教授都必须有一件长袍,但是居里夫人这位唯一的女教授,却把这种打扮的乐趣让那些男子去享用。

  放射疗法的普遍发展亟需把这种贵重的材料极精确地分成极小的部分。到了要定一毫克的千分之一这种重量时, 天平就没有多大用处了。 玛丽想到根据放射物质发出来的射线来给这类物质“定量”; 这种困难的技术她做成功了,并且在她的实验室里设一个“测量组”; 学者、医生们以及普通公民都可以把他们的“放射性”产物或矿物拿到这里来检验,领取一份指明镭含量的证书。

  麦隆内夫人立刻叫来了裁缝,忙着赶做这种庄严的衣服。衣料是黑罗缎,用丝绒镶边,将来再罩上博士学位应有的色彩鲜明的无袖长袍。在试衣服的时候,玛丽很不耐烦,说袖子碍事,材料太厚,尤其是绸缎刺激她那被镭烧坏了的手指。

  她发表《放射性元素分类》和《放射性常数表》,同时她完成了另外一项有普遍重要性的工作:制备镭的第一国际计量单位。玛丽很激动地亲手封好一个轻玻璃管,内装21毫克纯氯化镭,把它郑重地存放在巴黎附近赛福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这就是后来遍布五大洲的计量单位的标准。

  到5月13日,诸事终于齐备。在安德鲁·卡内基夫人家里吃过午餐,在纽约匆匆地游览了一下,居里夫人、麦隆内夫人、伊雷娜和艾芙就动身作流星一般的旅行。

  继居里夫妇的荣誉之后,居里夫人个人的声誉日见隆盛,象空气一样地传布出去。梭镇那所住房的抽屉里,塞满了名誉博士学位的文凭和外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证书;这个领受者不想把它们陈列起来,甚至于也不想把它们开列一张单子。

  重大的日子到了。5月20日,哈定总统在华盛顿将一克镭——或者不如说是象征的镭,赠给了居里夫人。赠她的镭分装许多试管,存放在特别衬了铅皮的匣子里;但是这些试管太贵重,它们的辐射太危险,所以仍旧安全地留在工厂里。一个装着“仿制镭”的匣子放在白宫东厅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大厅里挤满了外交人员、政府高级行政官员、陆海军及大学的代表。

  法国只有两种办法对健在的伟大人物表示尊崇:给予荣誉勋位和科学院院士头衔。1910年拟授予玛丽以骑士十字勋章,但是她受了比埃尔·居里的态度的启发,拒绝加以接受。

  四点钟,一个双扇的门开了,一列人走进来:先是法国大使朱塞昂先生挽着哈定夫人,再是哈定总统挽着居里夫人,再是麦隆内夫人、伊雷娜·居里和艾芙·居里,再是“玛丽·居里委员会”的女士们。

  可是几个月后,一些过于热心的同事劝她申请为科学院院士,她却没有照样拒绝!难道她忘了她的丈夫当年在失败的时候,甚至在胜利的时候所受到的在投票方面的屈辱么?难道她不知道在她周围有许多人嫉妒她么?

  演说开始了。最后是合众国总统讲话,他恳挚地向她致词,说她是一个“高尚的人,忠诚的妻子,慈爱的母亲;除了她那极艰辛的工作之外,还尽到了妇女的全部天职”。他把一卷用三色丝带扎好的文件交给玛丽,并且把一个用水纹绸带系着的极小的金钥匙,挂在她的颈上,这是那个匣子的钥匙。

  是的,她不知道。尤其因为她是一个天真的波兰女子,她想如果拒绝第二祖国给她的这种崇高的科学荣誉,恐怕显得太自负、太忘恩负义了。

  人们认真地听着玛丽的简短谢词。然后客人们在一片愉快的喧哗声中进入蓝厅,再列队从这个学者面前走过。居里夫人坐在一张椅子上,一语不发地向他们微笑着;他们逐一走到跟前,她的女儿们代她握手,并且依照哈定夫人介绍的人的国籍,用英语、波兰语、法语说客气话。后来他们又排成行列走出去,到了门前的石阶上,一大群摄影记者正在那里等着。

  和她竞选的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和著名的天主教徒埃都亚·布朗利。“ 赞成居里者”与“赞成布朗利者”,自由思想者与教会中人,赞成选妇女入科学院的人们与反对这种惊人的改革的人们,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对抗,玛丽无能为力地和惊慌地看着这些她没有料到的争论。到四点钟,玛丽·居里只差一票落选了。

  有幸参加这次仪式的人们,大声疾呼地宣布“镭的发明者接受她的美国朋友赠送的无价之宝”的新闻记者们,如果听到玛丽·居里在哈定总统把那一克镭赠给她之前,就试图放弃它,一定要大为惊异的。在举行仪式的前夕,麦隆内夫人把赠予与文件给她审阅,她仔细读完后从容地说:“这个文件必须修改。美国赠给我的这一克镭,应该永远属于科学;只要我活着,不用说我将只把它用于科学研究。但是假如就这样规定,那么在我死后,这一克镭就成为私人财产,成为我的女儿们的产业。

  在居里夫妇的经历中,似乎法国的态度永远在跟着别人走。在1911年这一年的12月,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为了确认居里夫人在她丈夫去世后所完成的出色工作,授予她诺贝尔化学奖金。从来还没有别的得奖人,无论男女,被认为有两次接受这种奖赏的资格。

  这是不行的。我希望把它赠予我的实验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律师来?“

  玛丽请布罗妮雅陪她去瑞典,并且把大女儿伊雷娜也带去了。这个孩子参加了这次庄严的集会,24年后,她也要在这个大礼堂里接受这种奖金除了照例的接待和在王宫里晚餐之外,还有一些特别为玛丽组织的庆祝会。她保留着的最愉快的回忆是农村妇女组织的一个庆祝会,几百妇女穿着鲜艳的服装,头上戴着插有点亮的蜡烛的花冠,烛光随着她们的动作闪动。

  麦隆内夫人觉得有点为难,回答说 :“但是好罢!既然你愿意这样,我们可以在下星期办正式手续。”

  一项伟大的发现,一种传遍的声望,两次诺贝尔奖金,使当时许多人钦羡玛丽,因此也就使许多人仇视她。

  “不要等下星期,不要等明天,就在今晚办妥。

  恶毒的诬蔑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一样扑到她身上,并且妄图毁灭她。有一个阴险的运动在巴黎大肆反对这个44岁的衰弱妇人,她因为工作过劳,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这个赠予证书要马上生效,我也许会在几小时内死去的。“

  有人责备这个专心工作的学者,说她破坏家庭,玷辱她近年来显扬了的辉煌名姓;虽然她的生活很严肃,很谨慎,而且近几年来特别可怜。

  在这很晚的时候,费了很大的事找来了一个律师,他和玛丽共同草拟了附属证书。她立刻签了字。

  人们不必去批评那些发动这种攻击的人,也不必说玛丽如何绝望地而且时常是如何十分笨拙地挣扎着。

  在费城,居里夫人和科学界、实业界著名人士交换了礼物:有一个工厂的经理赠送这个学者五十毫克新钍;著名的美国哲学学会授予她约翰·斯考特奖章,为了表示感谢,玛丽赠送这个学会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压电石英静电计,这是她在最初几年研究工作中自己制造并且使用的。

  人们也毋需说到那些新闻记者,他们在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妇人受匿名信烦扰、受暴力的公开威胁而且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还有勇气污辱她。后来其中有些人求她宽恕, 说了许多表示懊悔的话, 流着眼泪但是这个罪行已经造成恶果,玛丽被逼得几乎要自杀或发疯,并且因为体力不支,她患了重病。就在玛丽把前途看得极暗淡的时候,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建议向她提了出来,使她极为激动,而且颇费踌躇。

  她参观了匹兹堡的制镭工厂,那一克著名的镭就是这个厂炼制的。在大学里,她又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自从1905年革命发生之后,沙皇政府逐渐动摇,在俄国,对于思想自由作了一些让步,就是在华沙,生活条件也不像以前那样严酷了。1911年,华沙一个较独立的很活跃的科学协会请玛丽作“名誉会员”。 几个月后,那些知识分子想到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在华沙创设一个放射学实验室,请居里夫人来领导,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学者迎接回去,让她永远留在祖国。

  玛丽穿上她的教授长袍,这件衣服她穿着很合身而且很舒服;但是她不肯用传统的方帽盖住她的头发,她觉得它难看,并且抱怨它“戴不住”。 在一群学生和戴着硬黑方帽的教授中间,她总是光着头,拿着帽子。

  由一个没有什么顾虑的人看来,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她可以借此体面地离开法国,不再理睬诬谤,不再理睬残忍的行为!

  最会打扮的人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她的脸在周围许多人的脸中间,显出了天然的美,玛丽自己却毫无所知。

  但是玛丽从来不受怨恨的驱遣,她急切地、真诚地考虑自己的责任所在。回国这个主意很吸引她,同时也使她害怕。这个妇人身体的虚弱状况,使她惧怕作任何决定。此外还有一件事:居里夫妇渴望了很久的实验室,现在终于决定创设了。这时候逃离巴黎,就是使这个希望全归乌有,就是消灭一个伟大的梦想。

  6月17日,居里夫人不得不第二次,中止旅行,她的血压极低,医生们都很不安。玛丽休息了几天,恢复了一点气力,能到波士顿和纽海文,并且到韦尔斯利、耶鲁、哈佛、西蒙、拉得克力夫等大学去。6月28日,她上了奥林匹克号轮船,她房间里堆满了电报和花束。

  这是她一生中觉得没有力气作任何事情的期间,而就在这个时候,两种不相符的使命在折磨着玛丽。

  玛丽疲乏极了,而总的说来,也满意极了。在她的函件中,她说她幸运地“在美国对于法国和波兰的友谊上作了一点极小的贡献”, 她引述哈定总统和柯立芝副总统对她两个祖国所表达的同情的言词。但是无论她怎样谦逊,她也不能不觉得自己在合众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为她征服了几百万美国人的心,赢得了所有接近她的人的真挚友谊。一直到她去世,麦隆内夫人始终是她的最忠实、最亲切的朋友。

  思归的心情使她犹疑许久,最后还是写了一封辞谢的信寄往华沙,她心里多么痛苦啊!她仍然答应在远处领导这个新实验室,并且把它交给两个最好的助手去实地管理:波兰人达尼什和卫丹斯坦因。

  1922年5月15日,国联理事会一致通过约请“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为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委员。“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接受了。

  1913年玛丽回到华沙去参加放射学实验室落成典礼,身体依旧很不舒服。俄国当局自动不过问她的行动,没有一个官员参加为她组织的庆祝会,因此她的祖国给她的欢迎更为热列。玛丽平生第一次在一个挤得水泄不通的大礼堂里,用波兰语作科学讲演。

  在玛丽一生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自从她成了著名人物以来,有几百种慈善事业、几百个联合会和团体请求她列名赞助,她不曾允许过一次。玛丽没有工夫实际去做工作,所以她不愿意参加那些委员会;尤其是她要在各种环境之下保持绝对的政治中立。她不肯放弃她被称为“纯粹学者”这种美好的头衔,不愿置身于意见的纷争之中,连最无害的宣言她也从来不肯签名。

  居里夫人的健康逐渐好转。到1913年夏天,玛丽背着背囊徒步游历昂加地纳,想借此试验自己的体力。她的女儿和她们的保姆陪着她,这一组旅行者中还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他的儿子。几年来,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之间有极好的“天才友谊”,他们彼此钦佩,他们的友谊是坦白而且忠实的。他们有时候讲法语,有时候讲德语,喜欢不断地讨论物理学理论。

  因此,居里夫人加入国联工作,是有特殊意义的,她只这一次没有忠于科学研究。

  孩子们在前面跳跃着作先锋,这次旅行使他们高兴极了;稍后一点,那个爱说话的爱因斯坦精神焕发,对他的同行叙述他心里萦绕着的一些理论,而玛丽因为有极丰富的数学知识,是欧洲极少数能了解爱因斯坦的人之一。

  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网罗了一些著名人物:伯格森,吉尔伯特·墨莱,朱罗·德特瑞,还有许多别的人玛丽后来成为副主席。她参加几个专家委员会,以及巴黎的国际文化合作研究院的指导委员会。

  伊雷娜和艾芙有时候听见几句有点奇怪的话,觉得很惊讶。爱因斯坦因为心里有事,不知不觉地沿着一些悬崖边上向前走,并且攀登上了一个极峰,而没有注意到他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忽然他站住了,抓住玛丽的手臂,喊着说:“夫人,你明白我须要知道的是,当一个升降梯坠入真空的时候,乘客准会出什么事”

  1922年2月7日巴黎医学科学院院士的选举结果发表了。科学院院长晓发尔先生在讲坛上对玛丽说:“您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一个竭诚献身工作和为科学牺牲的伟大妇女,一个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中始终为分外的责任而工作的爱国者,我们向您致敬。

  这样一个动人的忧虑,使那些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哄然大笑;他们一点没有猜想到这种想象升降梯坠落,含有“相对论”上一些高深的问题!

  您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您那儿得到精神上的益处,我们感谢您;有您在我们中间,我们感到自豪。您是第一个进入科学院的法国妇女,但是除您之外,还有哪一个妇女能当之无愧?“

  在这次短期休假之后,玛丽到英国去,后来又到布鲁塞尔去,在那些地方有一些科学上的隆重仪式要她参加。她在伯明翰又接受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1923年,居里基金会决定郑重庆祝镭的发现25周年。政府也参加这个表示敬意的庆祝会,议会两院一致通过一项法案,给居里夫人4万法郎年金作为“国家酬劳”, 并规定伊雷娜和艾芙·居里可享有继承权。自从波兰解放之后,玛丽心里就有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她在华沙创设一个镭研究院,作为科学研究和癌肿治疗的中心。

  在法国,所有的暴风雨都过去了,这个女学者达到了光荣的极峰。两年以来,工程师内诺正在比埃尔·居里路替她建筑镭研究院。

  她的倔强不足以克服种种困难。波兰在长期的奴役之后,元气刚刚恢复,一切都很缺乏:缺乏财力,缺乏专门人才。而玛丽没有工夫亲自安排,没有工夫亲自募集基金。

  这些事的进行,并非十分顺利。比埃尔·居里刚去世不久,当局向玛丽提议,征求全国捐款建筑一个实验室。这个孀妇不愿意用多非纳路的灾祸换钱,拒绝采用这种办法。当局就又懈怠起来。1909年,巴斯德研究院的院长罗大夫想出一个慷慨的主意,他要给玛丽·居里创设一个实验室。这样,她就可以离开索尔本,来作巴斯德研究院的明星。

  在一个睛朗的早晨,波兰共和国总统砌了研究院的第一块砖, 居里夫人砌第二块, 华沙市长砌第三块这些仪式毫无正规仪式的拘束!波兰元首斯塔尼斯拉斯·吴哲其耶贺夫斯基惊讶玛丽出国多年后,祖国语言仍旧说得极好;他这样说并非只是出于客气。

  罗大夫同副校长李亚尔彼此达成谅解,解决了争论。大学和巴斯德研究院共同出资——各出40万金法郎创设一个镭研究院;里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放射学的实验室,由玛丽·居里领导;一部分是研究生物学和放射疗法的实验室,由著名学者兼医生克娄德·瑞查教授领导,专研究癌瘤治疗方法。这两个孪生的研究机构彼此合作,发展镭学。

  他在巴黎的时候,还是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的同伴。

  玛丽现在常从居维埃路跑到建筑工地去,在那里拟定计划并且与工程师讨论。这个头发斑白的妇人有一些最新、最“现代化”的意见。她当然想着她个人的工作,但是她尤其愿意建筑一个可以用30年、50年的实验室,愿意这个实验室在她化为灰尘之后可以用好多年。她要求宽大的屋子,要求能使研究室充满阳光的大窗户;她还要一个升降梯,不管这种费钱的新设施会使政府派来的工程师如何气恼她要自己栽种蔷薇,挥动着铲子,用双手在没有盖成的墙脚下堆土,她每天浇水。当她立起身来站在风里的时候,她似乎是在看着那些无生气的石头和有生命的树木一起长高。

  这位总统问她 :“你还记得么?33年前我带着秘密的政治使命回波兰,你借给我一个旅行用的小枕头,那个枕头很有用!”

  她继续在居维埃路工作,有一天早晨,她旧日的实验工友伯弟来找她。这个淳朴的人很难过,因为理化学校也在建筑工作室和梯形教室,而那个棚屋——比埃尔和玛丽的简陋潮湿的木板屋,将要在拆房人的鹤嘴锄下毁平了。

  玛丽笑着回答 :“我还记得你忘了还我!”

  玛丽同这个地位很低的旧日朋友,一起到了娄蒙路,向那个棚屋最后道别。这个棚屋还在那里,一点没有动。黑板上还有比埃尔写的几行字,因为人们对这些字迹怀着虔敬的关切,所以没有人去碰它。似乎那个门就要打开,就要有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走进来似的。

  过了几年,砖块成墙壁,玛丽和布罗妮雅的努力尚未完结;她们两个都已经把大部分积蓄用在这件工作上面,但是还缺款项购买治疗癌肿所必需的镭。

  娄蒙路、居维埃路、比埃尔·居里路三个地址,三个时期。玛丽自己没有觉得,她在这一天里已把她那美好而又艰辛的学者生活的道路又经历了一回。

  玛丽并没有失去勇气,她考虑了一下,又把注意力转向西方转向以前曾给她很大帮助的合众国,转向麦隆内夫人。这个慷慨的美国妇女知道玛丽爱护华沙研究院的心,不下于爱护她自己的实验室。她又作出一个新的奇迹,募集购买一克镭所需的款项——这是美国赠与居里夫人的第二克镭。一切又重新开始!

  在她面前,前途的轮廓已经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生物实验室刚刚完工,瑞果教授的助手已经在里面工作,到晚上,人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个新建筑的窗户里亮着灯光。几个月之后,玛丽也要离开 P.“.N.学部,把她的仪器移到比埃尔·居里路去。

  像在1921年一样,玛丽在1929年10月上船前往纽约,代表波兰向合众国致谢。像在1921年一样,人们给她许多荣誉头衔。这次旅行中,胡佛总统邀请她在白宫住了几天。

  这个女英雄获得这个胜利的时候,已经既不年轻,也不康健,而且还已经失掉了家庭幸福。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她的周围有新设备,有热心的研究者准备同她一起奋斗!不,这不算太晚!

  1932年5月29日,玛丽·居里、布罗妮雅·德卢斯卡和波兰国家共同的工作圆满完成;共和国总统摩斯齐茨基先生、居里夫人和瑞果教授,出席了庄严的华沙镭研究院的揭幕典礼。布罗妮雅的办事常识和审美观念,使得这座建筑宽敞,线条和谐。在过去几个月,这里已经用放射治疗法给病人治病。

  在那个白色小建筑中,安装玻璃的工人正在各层楼上唱着歌,吹着口哨。下面的大门口,石头上已经刻了这几个字:镭研究院——居里楼。

  这是玛丽最后一次看见波兰,看见她出生的城市的街道,看见她每次到波兰总怀着思乡情绪,差不多近于懊悔地去看的维斯杜拉河。她给艾芙写的信里,一再描写她的极热烈地依恋的这条河、这片土地和这些岩石。

  比埃尔·居里路上这座“前途的庙宇”终于在那个不平常的七月里落成了。现在只等着它的镭、它的工作者和它的领导人。

  玛丽每次旅行归来,总有一个女儿在车站的月台上迎候,等待居里夫人在特等车厢的一扇窗户前露面。

  这个七月是1914年7月。玛丽的周围异常空虚。这时,战争爆发了,她的同事和实验室中所有的工作者都已经入伍了。她身边只剩下了她的机械师路易·拉果,因为他有心脏病,动员不动他;还有一个身材太矮小的女仆。

  这个学者的样子,一直到死总像一个匆忙的贫穷妇人,她谨慎地拿着一个很大的棕色手提皮包,永远是这一个,这是多年前一个波兰妇女联合会送给她的,里面塞满了纸张、文件、纸夹和眼镜盒子。玛丽的一只手臂抱着一把萎谢了的花,这把很普通而且硬邦邦的花是路上有人赠给她的,给她添了许多麻烦,然而她不肯扔掉。回到家里,当她看邮件的时候,艾芙跪在几个敞开的小皮箱前面,替她清理带回来的行李。

  这个波兰女子忘记了法国不过是她的第二祖国,这个作母亲的人不想去和她的孩子们住在一起,这个虚弱有病的人轻视她的疾病,而这个学者准备把她自己的研究工作留到比较太平的时候再做。玛丽只有一个念头:为她的第二祖国服务。在战争这可怕的变故中,她又表现了她的预感和主动精神。

  每晚,居里夫人坐在地板上,周围散放着纸张、计算尺、小册子。她从来不按照一般“思想家”的习惯,在写字台前坐在圆椅里工作;她需要无限制的地方,才够摆开她的文件和曲线图纸。

  她关上了实验室的门,像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样,去当一个白衣护士她立刻取得在卫生服务机关工作的证件。在这个机关里她发现了当局似乎不加注意的缺点,但是觉得这是很不幸的缺点:所有前线和后方的医院差不多都没有X 光检查设备!

  实验室的“仆役”和工人,也和别的人一样,感觉到她那深藏不露、世上少见的吸引力。玛丽雇私人汽车司机时,人们可以看见乔治·波阿德热泪横流,因为他想到,从此以后每天把居里夫人由比埃尔·居里路送回白杜纳码头的,是另外一个人,而不再是他了。乔治原是研究院里的杂役,既是干粗活的工友和技工,又是汽车司机和园丁。

  自从1895年伦琴发现X 射线以来,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探查人体内部,可以“看见”人的骨骼和器官,并且照出相片来。在1914年,法国只有为数有限的几套伦琴仪器,供放射科医生使用。军事卫生服务机关在几个大机构装备了这种设备,供战时应用,如此而已。

  一种她不大表示出来的深厚的感情,使玛丽依恋所有那些和她共同作战的人,并且使她能够辨别出这个大家庭里的最热心最高尚的人。

  居里夫人想出来一个办法,她用法国妇女联合会的款项,创造了第一辆“X 光汽车”。 她在一辆普通汽车里放了一架伦琴仪器和一个发电机,就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供给所需电流。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设备从1914年8月起巡回各医院;马纳战役的伤兵运送到巴黎来后,都用这个设备检查。

  每逢一个合作者的论文通过了,或是得了文凭,或是被认为有领受某种奖金的资格,她就为这个人举行一次“实验室茶会”。 夏天的时候,这种聚会就在室外花园的椴树下举行;冬天的时候,餐具的响声就会突然打破这座建筑中最大的屋子——图书馆的安静。

  德国军队的迅速推进,使玛丽面对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她是应该到布列塔尼去和她的女儿们在一起,还是应该留在巴黎?若是敌军有占领首都的威胁,她是否随卫生机关一起撤退?

  若是这个试验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这个不幸就似乎把玛丽惊呆了。她坐在椅子上,两臂交叉,背是驼的,眼神是空虚的,她的样子突然像一个很老很老的农妇,因为遭了巨大的悲哀而沉默忧伤。那些合作者看见她这样,怕是出了事故,怕是演了悲剧,都来问她出什么事。玛丽凄然说出一句总括一切的话 :“没能使锕X 沉淀”。

  她冷静地考虑这些可能发生的事,决定了办法:无论什么事发生,她要留在巴黎。不只是她现在担任的救护工作要她留在这里,她还想到她的实验室,想到居维埃路的精密仪器,想到比埃尔·居里路的新建筑。她想着 :“我在这里,德国军队或许不敢抢夺它们,但是假如我离开了,所有的东西都会失踪。”

  居里夫人时常谈到自己的死,她表面上很镇定地谈论着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并且预计到实际的影响。

  她这样不无虚伪地推论着,给指导她的本能找出一些合理的解释。这个固执而有毅力的玛丽在本能上不喜欢逃避行动,她认为害怕就等于为敌人服务,她决不让得胜的敌人走进无人照料的居里实验室而自鸣得意。

  她常常冷静地说这一类的话 :“我的余年显然已经不多了。”或是:“在我去世后,镭研究院的命运如何,使我不安。”

  她准备离别她的女儿们,把她们托付她丈夫的哥哥雅克照料。

  但是她内心并不真正平静,她不甘心这样,她的全部本能都排斥“寿终”这个概念。从远处赞美她的人们,都以为她过了一生无与伦比的生活;但是由玛丽看来,她这一生无足轻重,与她担当的工作是不相称的。

  虽然玛丽能够从容地考虑住在被包围、被轰炸甚至于被占领的巴黎生活,然而有一件宝物——实验室所拥有的那一克镭却要她加以保护,不让侵略者侵占。

  三十年前,比埃尔·居里因为预感到死神要用偶然事故来夺取他的生命,就怀着一种悲剧的热情埋头工作。现在轮到玛丽,她也接受了这种隐晦的挑战。

  她不敢把这一点珍贵的东西交给任何使者,决定亲自把它运到波尔多去。

  为抵御她所害怕的袭击,她狂热地用计划和责任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壁垒。她轻视那种一天比一天明显的疲乏,轻视压迫她的一些慢性疾病:不好的视力,风湿性肩痛,时常发作的耳鸣。

  玛丽坐在一辆满载政府人员和官员的火车里,身穿一件黑羊驼呢的防尘外衣,带着一个小行囊和一克镭——一个装着许多小试管并且包了铅皮的匣子。

  她异常匆忙地工作着,而且还带着她惯常所特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她严厉地要她的学生们作种种预防:用夹子拿装着放射性物体的试管,不碰没有遮护的试管。而她自己却永远不注意这些。她勉强遵照镭研究院的规则,允许人验她的血。她的血液成分是不正常的。这有什么关系!35年以来,居里夫人一直在接触镭,一直在呼吸镭射气。在四年的战争期间,她还受过伦琴仪器发出来的更危险的射线。

  居里夫人奇迹般地找到一个能落坐的地方,并且还能把那个沉重的包裹放在她面前。她决意不听车箱里悲观的谈话,凝视着窗外阳光普照的田野。但田野上的一切是一派失败气象,铁道沿线的公路上不断有向西逃去的成行的汽车。

  她冒了这么多危险,使血液略有了变化,手上受了一些讨厌而且痛苦的烧伤,有时干枯,有时化脓,这也算不得很严重的惩罚!

  她到波尔多去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离开时却引起热烈的评论。一大群人围住这个怪人——“这个要回到那边的女人”。 这个“女人”留心不让人知道她是谁,但是话比平常说得多,尽力想平息那些使人惊慌的谣传,并且温和地说巴黎一定“可保”, 居民一定不会遭到任何危险。

  1933年12月居里夫人短期患病,这次的病给她比较深的感受。X 光照相显示她的胆囊里有一块结石,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就是死于这种病症!

  她乘坐的这列兵车里,只有她一个是“平民”,这辆车慢得令人难以置信,有几次它在田野里一停就是好几小时。有个战士从背包里拿出一大块面包给她,她接受了。从前一天离开实验室的时候起,她就没有工夫吃任何东西,所以饿得要命。

  玛丽为了要避免她所害怕的手术,这才注意饮食调养,稍微留心自己的健康。

  在她看来,安静的、受着威胁的巴黎在九月初的灿烂的阳光下,似乎有一种它从来不曾有过的美丽和价值。但是街上已经在传布着一个消息,其猛烈不下于海啸。德国军队的进攻已被粉碎,马纳战役业已开始!

  这个学者许多年以来总不顾自己的问题,她计划在梭镇乡间建一所房子,在巴黎搬一个住处,但是一再迟延。直到现在才匆匆开始进行。她审查工程预算,毫不迟疑就决定支付巨额费用。只等天气好的季节一到,就开始建筑梭镇的别墅,并且到1934年10月,就离开白杜纳码头的房子,搬到大学城里新建的一所现代化的房子里去。

  巴黎得救了。玛丽接她的女儿们回来;她们正强热抗议让她们过那种流亡生活。艾芙回学校去,伊雷娜取得护士文凭。

  玛丽原想作一次旅游,让布罗妮雅看看各处的美丽风景。但是走过几段路,到了她在加发来尔的别墅里,她就着凉了,觉得疲乏已极。玛丽冷得发抖,忽然感到失望,倒在布罗妮雅的怀里,像有病的孩子一样地抽泣。她担心她的书,恐怕患了气管炎就没力气把它写完。布罗妮雅照料她,抚慰她。到了第二天,玛丽抑制住这种精神上的沮丧,从此没有再发生这种情形。

  居里夫人完全料到了:这次战争是长期的,而且伤亡一定很重,伤员越来越需要就地做手术,前线各战地医院里必须随时有外科医生和放射科医生,X 光汽车会被请去作极有价值的工作。

  后来阳光普照的天气安慰了她,并且使她感到舒服。等她回到巴黎的时候,她觉得身体好了一点。一个医生说她患流行性感冒,并且与过去40年所有的医生说的一样,工作过度。玛丽不注意自己一直有低烧。布罗妮雅回波兰去,不知怎么心里总感不安。姐妹俩在开往华沙的火车前面,在那常到的月台上,最后一次互相拥抱。

  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月里,她和伊雷娜有过一次重要的商议。

  玛丽时病时愈。在她觉得比较强健的时候,就到实验室去;在觉得眩晕软弱的时候,就留在家里写书。

  她对她的女儿说 :“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是瑞典币。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回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

  每星期用几小时计划她的新住房和在梭镇的别墅。

  但是我没有什么妄想,这笔钱多半会丢掉的,因此除非你赞成这样办,我决不作这件‘蠢事’。“

  但是健康的敌人抢到了前头了。她的热度更高,颤抖更甚。艾芙不得不耐心说服她,使她同意再请医生。玛丽总不肯请医生,借口医生们 “叫人厌烦”,而且“没有钱酬谢他们”, 因此没有一个法国开业医生得过居里夫人的诊费。这个学者,这个喜欢进步的人,却像村妇一样不喜欢治疗。

  瑞典币换成了法郎,接着就变成公债、“ 国民捐款”、“自动捐献”并且正如玛丽预料到的,一点一点地消耗完了。居里夫人把她的金子送到法兰西银行,收款的职员接受了金钱,但是很愤激地拒绝把那些光荣的奖章送去销毁。玛丽并不觉得高兴,她认为这种拜物主义是荒谬的,她耸了耸肩,把奖章带回实验室。

  在1934年5月一个晴和的下午,她在物理室里工作到三点半钟,疲乏地抚摸着蒸发皿和仪器,这是她的忠实伴侣。她对她的合作者说 :“我在发烧,我要回家去。”

  镭和X 射线一样,对人体有各种疗效。玛丽把她的镭献给一个“射气服务机构”使用;她每星期“加工” 镭放出来的射气,把它装在管子里 ,用以治疗“恶性”伤痕和各种皮肤病。

  从此她再没有起床。她的病没有确诊,有时说是流行性感冒,有时又说是气管:与这种病症的斗争令人失望,却迫使她接受一些令人厌倦的治疗。她突然以令人惊骇的顺从态度忍受这些,并且肯让人把她送进医院去作全面检查。两次X 光照相,五六次分析,仍使被请到这个学者床边来的专家们困惑莫解。似乎没有一个器官有病,看不出明显的病症。只有肺的 X光相片上有她旧有的病灶和有一点发炎的阴影,他们给她用湿包疗法和拔罐疗法医治。当她回到白杜纳码头的住房的时候,既不见好,也不见坏,她周围的人开始低声谈到“疗养院”。

  X 光汽车,X 光设备,射气服务这还不够。

  艾芙担心地对她说了这个办法,玛丽又听从了,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动身了。她以为是城市中的喧嚣和灰尘使她不能痊愈,希望比较清新的空气能治好她。

  这种技术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很缺乏,使玛丽很忧虑,她建议政府开办并常设放射科训练班。不久就有20个人聚在镭研究院学初级课程,包括电学和X 射线理论、实习和解剖学。教授是居里夫人、伊雷娜·居里和可爱而且博学的克兰小姐。

  她日渐衰弱。在试图把她移进疗养院之前,艾芙请法国最好的医生来诊视了一次。

  从1916年到1918年,玛丽训练了150个放射科护士,这些人是由各界招募来的,其中有些人教育程度很低。居里夫人的声望起初使她们很害怕,但是这个物理学家对她们的恳挚态度,很快就使她们折服了。玛丽天赋一种才干,能使头脑简单的人接受科学。她极喜欢作得很完善的工作,所以当她的一个学徒第一次完成一张没有毛病的X 光照片时,她非常高兴,好像这是她自己的胜利一样。

  她的病势突然加重,但是医生们仍劝立刻动身。

  法国的盟邦也相继求助于居里夫人的才干。从1914年起,她时常到比利时的各医院去。1918年,她带着使命到意大利北方去了一次,研究当地放射性物质的资源。稍后,她欢迎美国远征军约20名战士到她的实验室来,教他们放射学。

  这次旅行痛苦不堪:到圣哲末的时候,玛丽在火车里就支持不住了。倒在艾芙和护士的怀里晕倒过去。等到把她安顿在桑塞罗谋疗养院中最美丽的一间房子里之后,又用X 光照了一些相片,又检查了几次:她的肺不是病因,这次移动全无用处。

  虽然如此,她心里极少快乐!她有种种使她不安的切身烦恼,她想到她中断了的工作,想到她在波兰的渺无消息的一家,还加上她对于全世界的荒谬疯狂的惊惧。她看见成千具碎裂的躯体,听见呻吟和狂喊,这种记忆在长时期内使她的生活总是郁闷的。

  她的体温超过40度,这是不能瞒玛丽的,因为她总以学者的谨慎态度自己看水银柱。她差不多不说什么,但是她那黯淡的眼睛露出绝望的恐怖。立刻从日内瓦请来的罗斯教授,他比较了最近几天检验血液的结果,看出血里的红白血球数目都减得很快。他诊断为极严重的恶性贫血症。玛丽很忧虑她的胆囊里的结石。他安慰她,告诉她决不给她作任何手术,并且想尽办法来给她治疗。但是生命正以极快的速度离开这个疲乏的身体。

  1918年,她在实验室里惊讶地听到宣布停战的炮声,她要把镭研究院用旗帜装饰起来,和她的合作者玛特·克兰到附近各铺子里去找法国国旗。国旗都卖光了,结果她只好买了几块三种颜色的布料,由她的女仆巴的内夫人匆匆地缝在一起,挂在窗前。玛丽兴奋而且快乐地颤抖,不能镇定。她同克兰小姐上了那辆旧的X 光汽车,四年的冒险已使这一辆车遍体鳞伤。 P.“.N.学部的一个工人给她充当司机,无目的地开过几条街道,在潮涌一般的快乐而又严肃的人群中驶过。到了贡科德广场,人群阻住汽车,不能前进。有些人爬上这辆镭诺牌汽车的挡泥板,上了车顶。居里夫人的汽车再向前进的时候,就带了十来个额外乘客,这些人那天早晨就一直占据着这个临时预备的顶层。

  7月3日早晨,居里夫人还能最后一次用颤动的手拿温度表,看出表上的度数减低了——临终前永远有的现象。她快乐得笑了。艾芙告诉她这是痊愈的迹象,她现在一定快要复元了。她望着敞开的窗户,怀着动人的求生欲望,怀着希望,对着太阳和巍然不动的群山说 :“治好我的不是药,而是清新的空气和地方的高度”

  在玛丽看来,这不是一个胜利,而是两个胜利,波兰从灰烬中再生了,它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奴隶生活,现在恢复了独立。

  临终的时候,她发出一些可怜的痛苦呻吟和一些迷惘的、惊讶的叹息 :“我再不能说明我的意思了我感到恍惚”她没有说到任何活着的人的名字。

  这个从前的斯可多夫斯基小姐,重新想起她受压迫的童年和她青年时代的挣扎。她从前以虚伪和诡诈应付沙皇的官员,在华沙的一些简陋住房里秘密与流动大学里的同志聚会,教斯茨初基的小农民读书等等工作,并没有白费心力。她的“爱国梦”在许多年前几乎使她牺牲她的事业,甚至于牺牲比埃尔·居里的爱。现在这种梦想在她眼前成了事实!

  她没有叫她的大女儿,没有叫艾芙,也没有叫她的近亲。在她那非凡的头脑里,只浮动着关于她的工作的种种大小挂虑,她断续说着 :“各章的分段,都应该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想这个出版物”

  她注视一个茶杯,想用一把茶匙在里面搅动,但是这似乎不是茶匙,而是一把药刀——一种精巧的实验用具:“这是用镭作的,还是用钍作的?”

  她已经离开人类去和她心爱的“东西”在一起,她已经把她的一生献给它们,从此将永远与它们在一起。

  后来她只是再说了几句不清楚的话;医生来给她注射, 她忽然对他发出一个表示疲倦的微弱喊声 :“我不要。我希望别打搅我。”

  她临终的时刻,显示了一个只在表面上软弱者的力量和可怕的抵抗,显示了渐渐冷却的强壮的心,它仍在跳动,不疲倦,不让步。比埃尔·卢依大夫和艾芙每人拉着她一只冰冷的手;还有16小时工夫,生命和虚无都不受这个妇人了。到了黎明,阳光已经把群山染成玫瑰色,并且开始在极明净的天空运行;灿烂的晨光充满了这间屋子,照着床上瘦削的脸颊和无表情的灰色眼睛。死亡已经使她的眼睛定住,她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

  科学还须对这个遗体宣布它的判断。那些与已知的恶性贫血不同的异常症状和几次验血,指出了真正的罪魁:镭。

  瑞果教授后来写道 :“居里夫人也许要算是她丈夫和她发现的放射性物质的牺牲者之一。”

  在桑塞罗谋,涛贝教授写出了如下的例行报告:“居里夫人于1934年7月4日在桑塞罗谋去世。

  她的病症是一种发展很快的发烧的再生障碍性恶性贫血,骨髓不起反应,大半是因为长期辐射积蓄而有了改变。“

  这个消息由安静的疗养院传了出去,传播全世界,在几个地方引起极深的悲痛:在华沙有海拉;在柏林的一辆赶往法国的火车里,有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和布罗妮雅,在蒙彼利埃有雅克·居里;在伦敦有麦隆内夫人;在巴黎有一些忠诚的朋友。

  一些青年学者在镭研究院里死气沉沉地仪器前面哭泣。乔治·福尼埃是玛丽喜欢的学生之一,他后来写道 :“我们失去了一切。”

  居里夫人躲开了这些悲哀,躲开了这些激动和尊崇;她躺在桑塞罗谋的床上休息。科学家和忠诚的人一直在这所房子里保护她,不许生人进去看她,扰乱她的安息。没有好奇的人知道她去世后显得多么优美。

  她穿着白衣服,白发梳向后面,露出她那极大的额部,她的面容平和、庄严而且勇敢,像一个武士;那时候,她是世界上美丽、高贵的人。

  她那双粗糙的、结了老茧的坚硬的手,被镭严重灼伤,它们一向的痉挛已经消失;它们伸在被单上,僵直,一动不动。

  这是一双做了那么多工作的手。

  1934年7月6日星期五下午,居里夫人谦卑地到了死人的住所:没有演说,没有仪仗,没有一个政治家或官员在场。爱她的近亲、朋友和合作者,看着把她葬在梭镇墓地里。她的棺木放在比埃尔·居里的棺木上面,布罗妮雅和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向墓穴洒下一把从波兰带来的泥土。墓碑上又加了一行新记载:玛丽·居里-斯可罗多夫斯基,1867—1934年。

  一年之后,玛丽去世前写成的一本书出版,这是她给年轻的“物理学爱好者”的最后启示。

  镭研究院已经恢复工作,在那个明亮的图书馆里的许多科学作品之中,又加上了这一本巨著。灰色的封面上印的著作者的名字是 :“比埃尔·居里夫人,索尔本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

  书名只是一个庄严灿烂的名词:《放射学》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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